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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周剑：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体育故事？******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在即，今年全球体坛又一盛会将在亚洲呈现。体育是超越文明和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全球体育故事？卡塔尔世界杯上有哪些中国元素？大型体育赛事如何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新社“东西问”栏目就此独家专访中国驻卡塔尔大使周剑。

视频：【东西问】周剑：从北京冬奥会到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国家如何讲好体育故事？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卡塔尔世界杯“中国元素”极为突出

　　中新社记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节日，您如何看待本次世界杯和其中体现的中国元素？

　　周剑：卡塔尔世界杯上的中国元素和中国贡献极为突出。中国铁建承建的卢赛尔体育场成为卡塔尔地标性建筑，中国电建承建的太阳能光伏项目为世界杯源源不断地输送绿色能源，1500台宇通新能源客车为各国球迷提供高效绿色通行。产自中国的足球周边、饰品、纪念品装点了大街小巷，给卡塔尔披上一身节日盛装。

　　引人注目的是，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在世界杯前抵达，成为增进中卡友谊的使者。可以说，中国元素为卡塔尔世界杯作出了重要贡献，加深了中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夯实了两国合作的民意基础，为中卡关系大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旅客在哈马德国际机场内的2022年世界杯纪念品商店中挑选纪念品。崔楠摄

　　中新社记者：中卡体育领域交流合作已久，今年初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表示愿同中方加强体育等人文领域合作。中卡两国有何共通的体育基因？依托“后冬奥”合作和本届杯赛，两国还能在哪些方面开展合作？

　　周剑：体育交流是中卡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人民都热爱运动，两国都积极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具有开展体育合作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面对一些势力对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的攻击抹黑，中卡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声援。今后我们也将共同反对体育领域的“有色眼镜”和双重标准，将体育无国界的精神发扬光大。

卡塔尔世界杯倒计时广场上，各参赛国国旗迎风飘扬。富田摄

　　明年亚运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2030年亚运会也将落户卡塔尔，相信今后我们还将继续举办更多重大体育赛事，双方可在赛事申办、组织、筹备、安保、宣传等领域加强相互支持与合作。

　　双方还可在人员互访、运动员培训、产业运作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许多中国籍乒乓球教练在卡塔尔国家队执教，为卡乒乓球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卡塔尔在足球青训、球员归化、国家队建设、联赛运营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和独特做法，中方愿在足球领域同卡塔尔开展交流合作。

卡塔尔多哈，世界杯部分执法裁判在卡塔尔体育俱乐部进行赛前模拟执法训练，三名中国裁判马宁、曹奕、施翔在训练后与FIFA工作人员沟通。崔楠摄

　　体坛进入“亚洲时刻”，要展现亚洲风采

　　中新社记者：这是男足世界杯史上第二次来到亚洲国家，让世界更加了解这颗“波斯湾明珠”。除赛事外，本届世界杯独特文化也引人关注。如何看待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在文明互鉴方面扮演的角色？您希望中国球迷体验到一届什么样的足球世界杯？

　　周剑：体育是超越文明和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到团结的旗帜下，为着共同的目标不懈奋斗。大型体育赛事是人类追求自我超越的竞技场，是不同国家民族展现自身文化的大舞台，也是各国人民民心相通最直接、最广泛、最富有激情的媒介。

　　通过参与一届大型体育赛事，我们不仅能体会竞技体育之美，也能了解一条发展道路，欣赏一种文明形态，品味一种生活方式，分享一份真情实感，更加深刻地感悟尊重与交流的价值，这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应有之义。

　　今年初，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卡塔尔世界杯也将盛大开幕。我相信，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的成功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团结的胜利，将为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发挥重要作用，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擎起团结与合作的火炬。

　　我也希望中国球迷通过本届世界杯，了解历史悠久的阿拉伯文明，感受海湾地区的独特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以及自由奔放的阿拉伯足球风格。

球迷在卡塔尔世界杯倒计时广场上参观游览。富田摄

　　中新社记者：北京冬奥会和卡塔尔世界杯作为今年世界体坛两次盛会，均由亚洲国家主办。您认为面向世界，亚洲国家如何共同讲好体育故事？

　　周剑：近年来越来越多重量级体育赛事在亚洲举办，世界体坛进入“亚洲时刻”，这反映出亚洲正在成为发展与合作的高地，以更加昂扬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发出亚洲声音。亚洲国家要以世界杯、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为契机，积极讲好亚洲故事，展现亚洲风采。

　　我们要讲好亚洲热爱和平的故事。亚洲文明素有以和为贵的传统，我们将以体育为契机，增进友谊、消除隔阂，坚持各国和睦相处、真诚相待，支持彼此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霸凌行径，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们要讲好亚洲携手发展的故事。亚洲复兴繁荣的洪流正奔涌而出，我们将以体育为平台，坚持开放包容，锚定发展振兴，加强互利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反对“脱钩断链”，促进经济融合发展，让亚洲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

　　我们要讲好亚洲包容相亲的故事。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我们要以体育为桥梁，加强包容互鉴，弘扬亚洲价值观，反对将体育问题政治化，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制造分裂对抗，反对对非西方文明的歪曲和抹黑，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一名女孩展示在手背上绘制的大熊猫。11月17日，在世界杯开赛前夕，首对中国赴卡塔尔大熊猫“京京”与“四海”正式与当地民众见面。富田摄

　　卡塔尔收到“大礼”，大熊猫“驻外”适应得很好

　　中新社记者：本届世界杯决赛场地卢赛尔体育场由中国企业建造，这座场馆何以成为“中国建造”的一张海外名片？

　　周剑：卢赛尔体育场大放异彩，成为“中国建造”在卡塔尔乃至中东地区的标志性项目。

　　卢赛尔体育场将举办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和闭幕式等重大活动，见证捧起大力神杯的历史性时刻。可以说，它是卡塔尔世界杯最重要的场馆，是卡塔尔的“鸟巢”，其顺利竣工是中国为卡塔尔世界杯献上的“中国大礼”，彰显了中国对世界杯成功举办的坚定支持。

2022卡塔尔世界杯卢塞尔体育场外景。富田摄

　　承建卢赛尔体育场是中国企业首次以总承包身份参与世界杯体育场建设，实现了高水平设计和高质量建设的完美融合，是中卡务实合作中份量最重、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项目，为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树立了典范。

　　卢赛尔体育场去年就登上了新发行的10卡塔尔里亚尔纸币。此外，卡塔尔中央银行11月9日推出卡塔尔世界杯特别版纪念钞，卢赛尔体育场再次登上这套货币，足以显示卡塔尔对卢赛尔体育场的高度认可。

卡塔尔货币里亚尔上，印有2022卡塔尔世界杯卢塞尔体育场外景。富田摄

　　中新社记者：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两只大熊猫“京京”和“四海”抵达多哈。中卡大熊猫合作研究有何特殊意义？“京京”和“四海”“驻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能否分享一些趣事？

　　周剑：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已于10月19日抵达多哈，这是中卡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中卡大熊猫合作研究是习近平主席与塔米姆埃米尔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海湾地区首个此类合作项目，展现了两国元首对中卡关系的高度重视。

　　大熊猫是中国国宝，抵卡之际正值卡塔尔世界杯举办前夕，承载着中国人民对世界杯的美好祝福，为世界杯成功举办增添了中国元素。大熊猫的到来必将加深两国人民的真挚情谊，成为中卡友谊新标识。

　　据我所知，它们适应得很好。“京京”性格偏外向，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环境。“四海”性格偏内向，适应程度也已达到80%至90%。完成21天的隔离检疫之后，两只熊猫已于11月9日开始到外展厅适应环境，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京京”特别喜欢新家的水池，“四海”喜欢新家的大树。

　　有趣的是，它们虽然已经“驻外”了，但却还是只认四川口音。饲养员用普通话叫它们的名字，它们不理不睬，而用四川乡音一声呼叫，就听话地跑过来。卡塔尔工作人员在照顾好熊猫饮食起居的同时，还在努力学习四川话。我想，这也是大熊猫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佐证之一。

11月17日，在世界杯开赛前夕，首对中国赴卡塔尔大熊猫“京京”与“四海”正式与当地民众见面。富田摄

　　中卡要做民心相通的好榜样

　　中新社记者：明年中国和卡塔尔将迎来建交35周年，双方应如何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与“2030国家愿景”对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卡共建命运共同体，对地区和全球有何意义？

　　周剑：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卡塔尔推动实现“2030国家愿景”的重要阶段。我们要以明年中卡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卡关系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

　　我们要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兄弟。政治互信始终是中卡战略伙伴关系的鲜明底色。我们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支持彼此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我们要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卡产业资源互补、发展理念相近、利益融合紧密，我们要加快全球发展倡议在卡塔尔落地，构筑长期稳定的中卡能源伙伴关系，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兴业，欢迎卡方加大对华投资。

　　我们要做包容互鉴、民心相通的好榜样。中方愿同卡方共同努力，扩大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为中卡文化合作打造新平台。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我相信，中卡共建命运共同体必将为饱受战火袭扰的中东地区和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必将鼓舞国际社会携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受访者简介：

　　周剑，1968年生，河南固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199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外交部亚洲司科员、三秘，中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三秘、二秘，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二秘、副处长，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参赞兼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巡视员，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2019年7月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卡塔尔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新社微信公众号中新社记者：邢翀)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