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江新区全球招商大会看重庆开放发展新机遇******
1月11日,以“开放高地·创赢未来”为主题的2023重庆·两江新区全球招商大会(以下简称招商大会)举行。大会设立两江新区主会场和德国分会场,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进行,邀请重点企业嘉宾及涉外机构共计260余人,世界知名企业25个,外资企业30家,领事机构和国际商协会18家。两江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第三个、中西部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和重要增长极。
2023年,世界怎样看我们?我们如何看自己?哪些机遇是我们不容错过的?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世界怎样看我们
“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极佳”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承受了新冠疫情以及复杂国际环境的多重压力。进入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我们注意到,市场的情绪逐渐变得高昂。我们相信,2023年全球经济将有很大可能因中国经济的振作而出现复苏。”罗兰贝格管理委员会全球联席总裁戴璞在视频演讲中说。
戴璞介绍,罗兰贝格是一家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已服务中国40多年,拥有300名顾问,为中国的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跨国企业提供服务。因为了解中国,所以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从2022年至今,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很大压力,但中国仍在全球供应链中展现了韧性。更重要的是,在工业现代化和低碳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正加速打造未来经济引擎。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也通过视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中,中德双方企业家应深度合作,积极开拓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的人才交流、产业协同、项目合作。
世界目光不但聚焦中国,还关注重庆。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区位优势明显,产业聚集度高。未来,我们将促进德国企业与重庆的合作共赢。”米夏埃尔·舒曼说。
“这里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极佳。”在招商大会上,原达索系统全球执行副总裁罗熙文通过视频表达了投资重庆的感受。
罗熙文说,2019年8月,达索系统智能制造创新中心项目落户两江新区。2020年10月,创新中心投入运营,在此后的时间里,创新中心与重庆一起克服疫情影响,成为达索系统在全球运营最成功的创新中心之一。
记者了解到,达索系统创新中心在重庆围绕汽车、电子两大产业,为企业提供创新服务,通过其擅长的3D体验智能制造平台,将企业产品的开发、验证、生产、销售、运营等流程,整合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康宁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康宁显示集团总裁张铮表示,康宁公司与重庆结缘7年有余,双方合作日益紧密、牢不可分,“2021年我们推动了显示科技的热端项目和消费电子项目在渝投资。康宁对投资重庆始终信心满满。”
我们如何看自己
“有能力与世界同台,在新时代新征程干得更出彩”
“赛力斯新能源汽车已在重庆这片沃土上蓬勃发展。目前,15亿元投建的新能源汽车升级项目已在两江新区启动,力争为重庆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贡献更大的力量。”在招商大会现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信心十足地说。
张兴海说,赛力斯已决定携旗下高端智慧新能源战略车型SERES5,亮相第100届布鲁塞尔车展。该车展是2023年开年后举办的欧洲最大汽车盛会,这也意味着赛力斯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全球化布局进一步加快。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干得很出彩,已经用行动证明,我们有能力与世界同台。”张兴海说。
“与世界同台”的自信源于创新能力的提升。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袁明学在招商大会现场自豪地表示,长安汽车已在全球构建起6个研发基地,研发实力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中连续12年名列前茅。长安汽车的产品已销往7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首个产销突破2000万辆的中国汽车品牌。
“下一步,长安汽车将依托在渝布局的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阿维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梧桐车联科技公司、长安科技公司等重大科技项目,加速打造阿维塔11、深蓝SL03等明星产品,为重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及为科技长安提供有力支撑。”袁明学说。
“与世界同台”的自信还源于开放水平的提高。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文波,通过视频表达了三一重工选择在两江新区建设西南地区首个智能制造项目的正确性。“在重庆投资非常愉快,这里的政府诚信、务实、高效,兑现了招商的所有承诺,未来我们持续看好重庆,将加快推动两江智能新工厂建设,并运用西部陆海新通道,让产品走出国门。”向文波说。
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国华在招商大会现场表示,在智能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中国企业有机会获得全球行业的话语权,“我们投资了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已经发展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
哪些机遇不容错过
“把握当下时局,瞄准新能源汽车、自动化、数字化等领域果断出手”
2023年,哪些机遇不容错过?
米夏埃尔·舒曼认为,欧洲当下的时局便是机遇之一。由于能源危机和政治框架的变革,德国生产条件变得更加艰难,许多受影响的德国公司目前正在想办法削减成本,这些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至国外,开拓新基地,这就为重庆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至于重庆与德国可在哪些领域合作?米夏埃尔·舒曼表示,根据目前中德合作的现状,在智能制造、环境技术、电子信息、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存储等领域合作空间较大。
事实上,米夏埃尔·舒曼发表这些观点的时候,正带着一批德国企业坐在招商大会的德国分会场。在大会的交流发言环节中,德国欧亚电巴国际有限公司、德国PSI软件公司等企业,在德国分会场通过视频表达了与重庆合作的意愿。
戴璞表示,未来在工业自动化、数字化、脱碳技术等领域有巨大机遇,根据罗兰贝格掌握的信息,许多国外公司希望通过上述领域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
高国华则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为制造业带来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相信在这一轮新汽车产业变革中,中国将涌现一批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科技企业,在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高端装备方面形成独特的竞争力。重庆尤其是两江新区在汽车产业方面有扎实基础,应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进一步集聚潜力,为将来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不容错过的机遇,当然还有重庆。
在招商大会上,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愚以“世界的重庆,你我的两江”为题,推介了两江新区。他表示,全球企业来渝投资,可享四大机遇:一是万亿级的产业机遇。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向万亿产业迈进,高端装备、生命健康、数字经济向千亿产业奔跑;二是海量的市场机遇。国家级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实施,覆盖1亿人口,有近8万亿的GDP、3.5万亿的社零总额;三是一流营商环境机遇。对标世界银行指标体系,我们始终以企业评价为第一评价,以市场主体为第一感受,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一号工程”,为企业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四是最优的政策支持机遇。叠加享受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自贸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级战略政策的强大支持,也有两江新区“真金白银”的产业发展扶持,每年的支持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不低于50亿元,电子信息不低于50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践行聂耳的路——朱践耳百年音乐人生******
作者:董 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自从1963年诞生以来,曾打动了无数人,激励了无数人。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践耳根据雷锋事迹谱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践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多情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人生堪称中国交响乐史的缩影。
朱践耳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 刘明辉/作
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字朴臣,安徽泾县人。从少年时代起,朱荣实就十分敬佩聂耳,喜爱他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他对家里给他取的名字中浓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满。21岁时,他更名为“践耳”。其中的“践”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决心步聂耳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苏联留学,写交响乐。
朱践耳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随家人迁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学时,朱践耳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钢琴等乐器,之后跟随钱仁康先生学习和声理论。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因为体质差,没能去前线部队,而是留在了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文工团有一架手风琴,没有人会演奏,这架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最趁手的武器,为战士们文娱活动做伴奏。在解放战争中,朱践耳成了军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在革命大熔炉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朱践耳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让他一举成名。在火热的战地生活中,从小体弱多病的朱践耳身体日渐强壮起来,他曾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电影创作音乐。1955年,朱践耳只身来到苏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巴拉萨年学习作曲。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成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一部力作。
1960年,踌躇满志的朱践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第二年,他开始负责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践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型声乐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学雷锋的热潮。雷锋的精神、雷锋的品格和雷锋的事迹,伴随着学雷锋主题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
朱践耳就在这个热潮中创作了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也是唯一一位创作了两首广为传唱的雷锋主题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词作家姚筱舟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在1962年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写进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时雷锋正在沈阳当兵,刚好看到这本书。雷锋很喜爱这首诗,他将这首诗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还将诗的两处做了改动,一是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阅读雷锋日记时,注意到诗作前两段内容,他为雷锋的精神所打动,仅用半个小时,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子。朱践耳的爱人舒群回忆,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有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开学习雷锋动员大会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也是在这一年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开始,朱践耳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64岁时,朱践耳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1978年,朱践耳首次将悲剧题材融入交响乐创作中,管弦乐合奏曲《怀念》由此诞生。1982年,朱践耳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打磨,运用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调性与和声谱写下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朱践耳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的天马行空,他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朱践耳第一次听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乐,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风情,设身处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这些积累,朱践耳才自信地说出:“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践耳创作了11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18部各类交响乐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对于引入西方的现代音乐还持怀疑的态度。朱践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发挥到极致。他深知,想要进步就必须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现代音乐的合理之处必须进行吸收。朱践耳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响曲》。这部创作于1998年被命名为《江雪》的作品,将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诗《江雪》运用到西洋音乐体裁交响乐之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魅力,将戏曲和古诗的吟诵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交响乐中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将录音资料与乐队的现场演奏结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龚一演奏并录制的,这种演奏方式不仅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开了先河,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在交响曲的编配中,朱践耳更是将十二音序列用“五声”性进行编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而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这部《第十交响曲》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朱践耳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看似传统的编配中充满着创新的技法,他将古琴、戏曲、管弦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琴声、人声、管弦乐的声音浑然天成。
朱践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内乐《丝路寻梦》,这部作品是他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而创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编为重奏与管弦乐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践耳以95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在许多音乐学研究者眼中,朱践耳的音乐人生堪称传奇。他饱经岁月沧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还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完成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格调,不仅表现出作曲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现了民族和时代特色。
“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作曲家叶小钢认为,朱践耳的创作是沟通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桥梁,他的作品诠释了音乐可以有更丰富的欣赏方式。在他的创作中,音乐可以朴实地演奏民族民间旋律,也可以华丽地奏出管弦乐队的辉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朱践耳创作一丝不苟,花费十年时间才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他曾告诫青年作曲家,要静下心来下苦功。朱践耳的手稿永远工整清晰,别人常劝他不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谱子。他说:“先生教的,每个符头,每根线都要对齐,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方便指挥、演员阅读。”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迹。朱践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着痕迹地将中国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民族民间音乐之中。正如朱践耳所说,“现代的东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对、分辨,才会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1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