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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斑：演员要为角色代言******
【文艺人物志】
光明日报记者 郝泽华
《雷雨》中的周朴园、周萍，《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我们的荆轲》中的荆轲……他跑过无数龙套，演绎过大量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2007年，他凭借《雷雨》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2013年又凭借《我们的荆轲》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绩的背后是他30多年的勤勉与付出。他说：“人们都喜欢‘神来之笔’，其实‘神来之笔’都是从潜移默化的积累中来的。”
王斑 光明图片
天空湛蓝澄澈，气温悄然转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排练厅里，一桌二椅摆开，两名演员轻装上阵，话剧《香山之夜》正在排练。“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王斑正用湘潭话流利地讲着台词。身披灰色外套，手中一杯浓茶，指间一支香烟，省去专业的妆造，走出舞美的修饰，仅朗声谈笑间，王斑饰演的毛泽东便已有了几分伟人的神韵。
王斑正在排演的话剧《香山之夜》，聚焦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的内心活动为主线，将不同时空的人物放在同一戏剧场景里，展开了一场充满艺术想象力的“超时空对话”。王斑收放自如的表演背后，是其作为一名演员对于表演事业的孜孜以求、躬耕不辍。
作为北京人艺第一次出演毛泽东舞台艺术形象的演员，王斑深感肩上的责任与使命：“我到人艺三十多年了，演了那么多角色，都是在为这样的人物做铺垫。”排练厅墙上“戏比天大”四个大字，与王斑遥遥相望。
1971年出生于河南郑州的王斑，16岁踏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大门，成为中戏87级表演班年纪最小的一个。中戏毕业后，王斑进入北京人艺，扎根于人艺剧场，如今已是第31年。《雷雨》中的周朴园、周萍，《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我们的荆轲》中的荆轲……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王斑跑过数不清的龙套，也演绎过不少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收获了许多掌声与赞誉。2007年，王斑凭借《雷雨》中的表现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表演奖，2013年，他又凭借《我们的荆轲》获得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这也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种种成绩的背后，是王斑始终如一的勤勉与努力。
在《香山之夜》中，为了让自己饰演的毛泽东尽可能形神兼备，王斑下了不少苦功夫。“演毛泽东这样的人物需要做很多功课，要了解各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物在事件中的状态和心理，还要体会人物的精神境界。”在准备阶段，王斑把《毛泽东选集》摆在床头，每天清晨都念上几段。讲到这里，王斑笑了笑：“人们都喜欢‘神来之笔’，其实‘神来之笔’都是从潜移默化的积累中来的。”为了讲好湘潭话，王斑专门托人用湘潭话将剧本中毛泽东的台词全部录了一遍，自己逐句跟着学。此外，他还几次前往香山双清别墅，徘徊在房屋、小径、草木间，将双清别墅白昼与夜晚的样子一一刻入脑海，不断揣摩毛泽东在此间的心绪与感受。
“我不是特型演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我需要进行一些外形的改变，尽量靠近56岁的毛泽东。那时他正值盛年，身材比较魁梧。”为此，原本体型偏瘦的王斑开始有计划地增重。但他清楚，仅仅塑造好外形是远远不够的：“演员是一个传递者。演好毛泽东，难的不是外形上的接近，而是如何传递他的思想。”
“演员饰演角色，一定要为角色代言。角色的音容笑貌、行走坐卧，我都要反复揣摩，思考观众能否接受。”在《香山之夜》中，王斑有一段朗诵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表演。每每王斑朗诵完毕，观众都会报以热烈掌声。那段朗诵花费了王斑不少心血。最初，王斑打算以洪亮、优美的声音完成朗诵。但某一天，王斑意识到：“这不是香山之夜毛主席的朗诵状态。”面对记者的疑惑，他解释道：“《沁园春·雪》是毛主席写的词，我在舞台上朗诵时是第一人称，于是我使用了一些方言。”后来，王斑又琢磨，这段朗诵不该是一气呵成，而应该在不断思考中、在与现实呼应的过程中进行，后来他想明白了：“毛主席朗诵这首词时，心中装着的江山其实就是人民。”
在诠释角色的过程中，王斑也和伙伴们走过一些弯路。“经典是需要不断打磨的。”他坦言，一开始，两位演员的动作设计都相对繁琐，一段戏里满是手势和动作。但慢慢地，王斑和饰演蒋介石的演员方旭认识到“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化繁为简，只在关键的时候用一些典型动作，反倒产生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当《香山之夜》在北京怀柔演出结束时，观众纷纷起立鼓掌。那一刻，聚光灯下的王斑热泪盈眶。他深知掌声背后的复杂性——那一方面来自观众对毛主席的敬仰和爱戴，另一方面也是观众对演员表演的认可。
“其实我很想把这个戏一直演下去，演一辈子，那将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啊。但那是不可能的，我还要去接触其他角色。”王斑坦言，演员总是在各种角色中跳来跳去，这是很幸福的事，但有时也会给演员带来一些负担，因为角色会“附体”在演员身上，比如，饰演毛泽东那段时间，身边的朋友会感叹：“你的眼神好像毛主席啊！”王斑听后很开心，但又有些焦虑，担心自己一直带着毛主席的眼神，就没法演别的角色了。“演员的人生与各种角色交织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一直是一个‘提起来’，然后再‘放下’的过程。”
日光西斜，戏已散场。王斑把灰色的外套认真穿好，顺次系上一粒粒扣子，缓步走出排练厅。无形的聚光灯、荣誉与喝彩之外，王斑再一次回归坦诚、真实、谦逊的自我。舞台的大幕一次次拉开又落下，帷幕开合之间，王斑不断体味着作为演员的“进入”与“回归”。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3版）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陈梓生：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福州1月16日电 题：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专访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
中新社记者 龙敏
作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其中一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现馆藏于福建博物院。这是1965年从福州北郊莲花峰五代闽国国王王延钧妻子刘华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让人好奇的是，这些孔雀蓝釉陶瓶是怎样的一种陶器？是如何从西亚波斯地区来到中国的？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研究馆员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了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孔雀蓝釉陶瓶是如何发现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陶器？
陈梓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建省博物馆(现名“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市北郊莲花峰东宝山南坡，清理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该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珍贵物品被洗劫，只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目前，这三件孔雀蓝釉瓶一件在福建博物院，一件在国家博物馆，另一件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孔雀蓝釉陶瓶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器体都较硕大，器表均施蓝釉，造型特别，釉厚晶莹，胎厚质较松，断裂面呈淡红色，火候不高，属釉陶类。器形大小相近，均为敛口、鼓腹、小底，通高74.5厘米到78厘米。外腹壁是三组泥条堆成的幡幢状花纹，小腹为一道波浪纹。其中两件，肩颈部附三耳。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权威专家推测，无论是器型还是材质，它都不太可能是中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是由西亚波斯地区传入的。
源自波斯的孔雀蓝釉陶瓶，因其具备特殊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堪称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不仅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2021年，孔雀蓝釉陶瓶还曾代表福建博物院亮相《国家宝藏》系列节目。
孔雀蓝釉陶瓶。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为何被认定为产于9世纪前后的西亚波斯地区？
陈梓生：出土在五代闽国时期的刘华墓的孔雀蓝釉陶瓶不是中国的产品，而是舶来品。当时，闽国与南亚、西亚等地区都有商业往来，史书上记载：“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色类良多，价累千万。”显而易见，闽国的这些贡品中很多就是舶来品，带有浓厚的异国色彩。
从刘华墓的墓志铭得知，墓主人刘华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王刘隐之次女，于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出嫁闽国，为闽王王延钧之妻，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卒。由此可知，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年代应为公元930年前之物。
根据史料，中国本土孔雀蓝釉出现的时间较晚，一般认为到明代正德以后即公元16世纪后才出现。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孔雀蓝青花鱼莲纹盘，年代在明成化年间；香港艺术馆藏蓝釉白花花卉大碟，年代也是明代。
再从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形、胎质和器表纹饰看，类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发现，且其与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相一致。
因此，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该是来自古代波斯地区。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称，陶器外施釉，釉色有黄、青、蓝几种，尤其是淡蓝色釉最有特色。
波斯同中国很早就有友好往来，隋唐之后，关系尤为密切，贸易相当频繁。有关专家认为，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应是古代波斯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于公元930年前输入到中国。
刘华墓中还出土了三件石雕覆莲座。据专家推测，它们应该是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座。在古代波斯，这类器皿常常用于盛油，为让器身稳定，波斯人往往将器底埋入地下。刘华墓中的孔雀蓝釉陶瓶，很可能是盛油做“长明灯”用的。该墓是石构墓室，地面也使用石板铺成，因此特别制作石雕覆莲座稳定器物。
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这些精美的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陈梓生：这种孔雀蓝釉陶瓶并非西亚陶器流传到中国的孤例。福建省博物馆专家曾在泉州惠安螺阳镇凤旗山王潮墓调查时也有发现孔雀蓝釉陶片数片，其釉色、陶质和器胎厚薄均与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相一致。
王潮原名王审潮，五代十国之一闽国的奠基人，死于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刘华死于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前后相距32年。从年代上看，在公元898年到公元930年，孔雀蓝釉陶瓶作为随葬品入葬，可能是闽国王公贵族的一种随葬礼仪或习俗。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这件孔雀蓝釉陶瓶，形体较大，而且陶瓷比较易碎，经不起多次辗转，应该是从伊朗直接运达福州。也就是说，孔雀蓝釉陶瓶是通过船载，沿着海路，从福州港进入闽国的。
自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逐渐衰微或中断，而“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能力跃居中西交通首位。当时，由于中国造船业发展以及海航技术的进步，唐代有一种叫“苍舶”的大船，长20丈，可载六七百人；还有一种叫“俞大娘”的海船，能载重至3万石。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东南沿海，福州港已经崛起。据薛能《送福建李大夫》一诗云，福州有“船到城添外国人”，反映了福州与海外通商的盛况。当时的福州港已是“波斯货”进入中国的转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全唐书》文献中亦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经营波斯商品进入中国的贸易，而且在贸易中挣了很多的钱。
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陶瓶之后，扬州、宁波、泉州、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也有类似器物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桂林和容县外，都是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海路贸易经济的繁荣昌盛。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孔雀蓝釉陶瓶。吕明 摄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的出土，见证了古代“海丝”的繁荣。如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如何以古鉴今，让丝路精神薪火相传？
陈梓生：孔雀蓝釉陶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是海外输入商品之一，也是中国与西亚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主阵地之一，其拥有的文物资源承载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人民的共同记忆，促进了沿线地区思想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新形势下，博物馆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文物、展览引导观众回望辉煌的文明发展历程。
福建博物院外景。福建博物院供图福建博物院于2013年联合中国沿海七省45家博物馆，荟萃300多件文物精品，举办了“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截至目前，该展已赴中国多个省市展出。
同时，为了让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的千年风貌，我们以瓷器、丝绸服饰、茶、香料、动植物、食物、航海术、造船术为主题，研发了八大系列教育课程；在展览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科普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通过展览的举办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希望让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刻感受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丝绸之路”文化内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梓生，研究馆员，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社教专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主要致力于博物馆公共教育及传播推广领域研究，主持并参与编写《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识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等。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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